比学历贬值恐怖的是:中国正在失控的考研考公内卷加剧了

2026年,一个历史性的交叉点出现了。 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从2023年的474万一路跌到343万,三年少了131万。国考审查通过人数冲到341.6万,实际报名突破370万。国考人数第一次在体量上彻底压过了考研。 很多人说这是“年轻人看开了,不想卷了”。这话说反了。他们不是不想卷,是算清楚了一笔账——卷学历这条路,投入越来越大,回报越来越薄,卷到最后可能连本都收不回来。 考研人数减少,第一个原因不是“不想考”,是考不上了。 双一流高校的保研推免比例上限从30%拉到了40%,清华、北大、复旦的部分专业,推免生占比甚至到了70%到80%。再加上2020年启动的强基计划学生在2024年开始集中毕业,很多强基班的转段保研率达到100%。 留给全国统考的名额,被压缩到了极低的个位数。普通学校的学生想通过统一笔试改变学校起点,机会几乎等于零。 更扎心的是成本。各大高校在大面积削减学术型硕士,扩招专业型硕士。专硕学费从过去每年8000元的常规标准,涨到每年2万、5万甚至10万以上。北京、上海十几所知名高校公开发通知,不再给全日制专硕提供校内宿舍。学生去校外租房三年,额外掏出6万到15万现金。 普通家庭花几十万供一个孩子读完研究生,最后换来的结果,让人绝望。 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就业调查数据,2024届硕士和博士应届毕业生的录用通知获得率只有44.4%,低于本科毕业生的45.4%。 花了三年时间和几十万积蓄读出来的研究生,在就业市场上拿到的录用机会,居然比本科生还少。在很多基础岗位上,研究生入职月薪只比本科生多1000到1500元。 民营企业的招人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翻转。企业彻底放弃了长期培养新人的计划,转而要求所有新员工必须具备立刻干活的能力。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,2024年企业招聘中,面向应届生的岗位只占6%,面向有工作经验者的社招岗位占94%,应届生招聘需求同比暴跌24.62%。 一个学生如果本科毕业考研失败两次,读完研究生出来就已经27岁或28岁。没有任何实际项目经验,也没接触过真正的客户,在企业人事部门眼里,这种大龄应届生性价比极低。 而企业招聘普遍设立35岁年龄限制,留给这些高学历新人的工作时间只有区区7年。那些本科毕业直接进企业的人,27岁时已经积累了5年实际业务经验。 几百万人去争夺一个公职岗位,核心逻辑只有一个:避险。 他们在逃离民营企业毫无限制的无偿加班,在逃离劳动法落实不到位的恶劣环境,在逃离35岁随时被裁员清理的生理性威胁。公务员岗位工资不是最高,但它提供了全社会极其稀缺的东西:按时发放的薪资、严格执行的作息、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被解雇的安全感。 当体制外的大多数工作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边界时,几百万人去争夺一个公职岗位,就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。 这种全民向体制内集中的现象,日本经历过完全相同的阶段。 2011年日本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数达到8.23万人的历史高点,随后一路回落,现在常年维持在7万人左右。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同样经历过大降温,2024年日本国家综合职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只有24240人,比前一年减少7.9%,地方公务员招录比例直接降到5.2比1。 东京大学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从当年的400多人,腰斩到2024年的193人。 日本的经历证明了一点:只要外部产业环境和劳动保障机制发生改变,体制内考试的热度,绝不会永远只涨不跌。 把全中国最聪明、最年轻的几百万劳动力,长期锁在没有生产效益的考试复习当中,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和生产力,是巨大的浪费。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,把精力最旺盛的几年全部消耗在死记硬背考试题上,不创造任何产业成果,不参与任何技术开发。这不仅是个人的时间悲剧,更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损失。 靠说教让年轻人不要卷考试,没有任何效果。年轻人的选择,完全是现实利益权衡后的被动结果。 要改变这种失控的内卷,唯一的办法是重塑体制外工作的生存土壤。严格执行劳动法,把不合法的加班、恶意降薪裁员、35岁就业歧视全面列入严厉处罚清单;把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式和实际产业需求死死绑定,砍掉没有市场需求的虚假专业。 当民营企业的员工能够拥有合理的收入、不受侵犯的休假权利、干到退休的职业尊严时,年轻人自然会走向广阔的市场,走向技术研发和实体制造的第一线。 考研人数暴跌131万,国考人数首超考研。这组数据不是“年轻人不爱读书了”的证据,是年轻人在用脚给两条路投票。 真正该被追问的,不是年轻人为什么挤向考场。是体制外的那片土壤,什么时候才能让一个普通人,不用把青春押在考试上,也能活得有尊严、有安全感。那一天来得越晚,考场里的人就越多。而一个国家最年轻的几百万劳动力,不该把最好的几年,全花在背题上。 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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